走近湖北高校的年轻博导(组图)

荆楚网-楚天金报

有志不在年高成功源自磨砺    ——走近我省高校的年轻“博导”

记者赵飞 实习生易镇镇

 只要提起“博士生导师”这个词，大家马上就能联想到和蔼师长的形象，实际上，在武汉这座高校云集的城市里，有一大批成就斐然的青年学者，其中有的不到30岁便成为了博导。

这批年轻的博导是如何攀上学术高峰的？光环的背后又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日前，记者和湖北省高校三位最年轻的博导进行了面对面的深入交谈。

32岁的华中科大博导周华民：

“小时候，我是个调皮的学生”

今年32岁的华中科技大学材料学院教授周华民，是该校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

“其实我没什么可采访的，小时候我还是个调皮生呢。”初次见面，身材单薄、衣着俭朴的周华民幽默而谦和的言谈，便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正如他严谨、低调的生活作风一样，在学习和工作上，周华民也是一个稳扎稳打的人。1992年，他以理科601分的高考成绩考入原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材料学院，本科毕业后继续攻读该校材料加工工程专业五年制硕博连读班。2001年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并继续攻读博士后。2004年刚满30岁的他，便因科研成绩突出而被破格晋升为华中科大最年轻的教授。2005年便被校方正式聘为博士生导师。

别看周华民只有32岁，到目前为止，他已在国内外权威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共有77篇论文被SCI、EI等国际科研论文目录收录，并获得多项国家、省、部级科研奖励，目前他除了培养学生外，还担任着多个国家科技攻关重点项目的负责人职务。

读书时有点“叛逆”

1974年，周华民出生于湖南省永州市东安县一个贫困农村，父亲是当地一所乡村学校的老师，母亲在家务农，家中除他以外还有一个哥哥。

“说实话，读中学时老师们都没拿我当重点培养对象。”提起当年的往事，周华民笑着告诉记者，高中时的他常爱在课堂上和老师开玩笑，结果往往挨训受罚。有一次，一向严格、刻板的语文老师在讲课时，就一道问答题请班上同学回答对或错，他却因不满沉闷的课堂气氛，坐在台下用英语大声回答“YES”，引起全班同学的哄笑。正当他为自己所引发的“效果”洋洋自得时，气得满面通红的老师喝令他离开教室，罚站反省。

“上高中时，类似这样的事我干了不少。其实老师们在背后对我的学习评价都很高，只是觉得我太不‘规矩’了。”周华民说，读高中时，他的学习自主性非常高。由于学校离家有50多公里远，他长期在校住读，每当节假日别的同学都出校游玩时，他就独自留在学校复习功课，学习成绩也一直保持在班级前列。

本科四年时间，周华民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放在汲取知识上，极少出校游玩，以至于等他攻读博士学位时，才有机会第一次登上黄鹤楼。

病床上解决科研难题

攻读博士时，周华民在导师李德群教授的指导下开始从事塑料注射成型过程仿真领域研究。这一领域是国内鲜有人涉及的“冷门”，不仅在知识、经验上存在空白，而且技术难关很多。周华民经过反复的对比分析，率先在国际上提出了基于实体模型模拟的研究思路，并在国际上首次发表了相关学术论文。

正当他的研究进入最后阶段时，周华民却因劳累过度突然病倒了。医生告诫他，必须得在床上休养三个月。

“我是那种‘一根筋’式的人，问题不解决，我常常连吃饭、睡觉都在思考。”周华民自嘲地对记者说。

在医院住院期间，躺在病床上的周华民远离了实验室，觉得烦恼无比。研究过程中碰到的一个又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如放电影般在他的脑海里一一显现。三个月后病好出院时，一套全新的软件已在周华民脑中初具雏形。经过一年多的连续奋战，周华民终于带领课题组人员成功开发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注射成型全过程模拟软件HsCAE。

30岁的武汉大学博导李振：

“我不是神童，只是更加努力”

尽管知道武大最年轻的博导李振教授今年仅30岁，可当记者在武大化学学院实验室内见到他时，还是感到颇为意外，因为长着一张娃娃脸的他，乍看起来实在就像是一名普通在读研究生，可他在28岁时便已是博士生导师了。

“人家看我这么年轻就是博导了，都以为我有什么特异之处。我可不是什么神童，只是能比别人牺牲更多的时间在研究上。”李振对记者笑道。

李振1976年8月出生于湖北省孝感市一个普通家庭，父母都是当地的中学教师。也许是从小受父母的熏陶，李振在中学阶段的学习一直十分努力。在1993年的高考中，他以600多分的成绩如愿考入武大化学系，1997年毕业后被保送武大化学学院硕博连读班就读，师从武大化学学院博导秦金贵教授；2002年获得理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并从事有机、高分子光电功能材料领域的研究；2003年，至香港科技大学化学系进一步进行科研深造；同年11月，被评为副教授，于次年回校任教；2005年，28岁的他被武大遴选为博士生导师；2006年底，他被评为教授。目前，他主持了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两项省级科研项目，已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60余篇。

博导的“武大七日游”

李振教授的办公室可用一个“挤”字形容，十来个平方的办公室内摆放着六位老师的办公桌，中间的过道仅能容一人通过。

“我们平时主要呆在实验室或办公室，时间很紧，如果不是为了接受你的采访，我很难有空像现在这样轻松地坐在办公室里，因为我现在同时带着本、硕、博三个层次的学生。”李振告诉记者，他每周都要为武大化学学院基地班150名本科生主讲“有机化学”课程，要指导3名硕士生和3名博士生及一些本科生从事课题项目研究，还要做一些兼职工作。

针对眼下不少本科生反映“求学四年难见博导一面”的说法，李振很认真地说：“‘博导’并不是一项职务，它只是一个岗位，是表明一名教师已具备指导博士生的资格，因此博导也是一名普通教师，给本科生授课是教师的本分。化学学院很多博导都在给本科生上课。”

“每年的‘黄金周’，我们都是在实验室度过的。”李振笑称，“老师们都把自己的假期称为‘武大七日游’。”

实验室内牢记安全第一

化学实验虽然看起来整天都是在和一些瓶瓶罐罐打交道，但有时候却也暗藏着凶险和危机。

“我每次带学生进行化学实验，都反复向他们强调：做实验时，最关键的就是要严格遵守实验操作程序，否则一旦发生事故，后果有时是非常可怕的。不过，如果遵照正确的实验方法，化学实验是没有任何危险的。”

李振告诉记者，在实验室，他经常手把手地向学生演示一些危险物质的实验操作方法，给看过他的实验的学生留下深刻印象，他笑着称这种实验教学为“形象记忆法”，“无论是作为教师还是科研人员，我们都应保持严谨的科学作风。”

37岁的中国地大博导李建威：

“第一次高考，我落榜了”

今年37岁的李建威教授，是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资源学院博士生导师，也是该校最年轻的博导。但李建威教授的人生经历却没有前面两位博士生导师那样顺利。

李建威教授的办公室看起来十分“拥挤”，因为室内的几张桌子上都堆满了各种书籍、论文、资料和各种地质图件等。

生于逆境，成于奋发

李建威1970年出生于四川省内江市威远县的一个小乡村，家中四个子女中，他是唯一的一个男娃。李建威的父亲是一名普通工人，每月几十元的微薄工资，是全家唯一的收入来源。而家里的农活则全部落在了母亲肩上，一年到头辛苦地耕耘，也仅够全家的基本口粮。

“那时家里很穷，1986年我在农业高中读书时，家里每月只能给我13元钱生活费，我还要从中挤出钱来购买必要的学习资料。”李建威说，每周六下午放学回家时，为了省下3角钱的车费，他都是徒步两个多小时走20多里的山路回家，星期天要帮母亲下地里干农活。周一清晨5时便早早起床，连跑带走地赶回学校。“每次离家，母亲都要把我送出很远，直到走到天亮才肯目送我离开。所以我从小就想考大学，用更好的成绩来回报父母。”

可偏偏事与愿违，念完小学后，他被不了解情况的父母送到当地一所初中学习，由于这所学校里没有教英语的老师，所以等到后来他转入另一所初中时，已完全跟不上英语的学习，中考时的成绩只能勉强到县里一所农业高中就读。由于学校高二就停止数、理、化、英等课程。一心想叩开大学校门的他，便背着老师，每晚熄灯后偷偷在教室点煤油灯自学这些课程，这样一直坚持到高中毕业。

“1988年，我第一次参加全国高考只考了453分，这个分数我至今都记得很清楚，因为这个分数离最低的专科线还差23分。”李建威说，高考落榜后，他心情沮丧到了极点，整个暑假都把自己关在家里。看到儿子读大学的意愿如此强烈，父母毅然决定送他去当时县里最好的威远中学复读。“当时的复读费是310元，这相当于家里半年的收入。”

李建威也把这一年视为自己的人生转折点，整天拼命补习各科课程，每天几乎只睡五六个小时……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9年再次参加高考时，他竟考出了567分的好成绩，高出当时四川省的全国重点大学录取线55分。

当年，他第一志愿填报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并被录取。从此他对学习的热望得到了极大的满足。1993年本科毕业时他以全系第一名的成绩被免试保送攻读硕士学位。随后他用了5年时间获得博士学位，并被留校任教。2000年被评为副教授，三年后破格晋升为教授，2004年受聘为博士生导师。迄今为止，他先后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优秀人才基金等科研项目10余项，发表研究论文30多篇，其中有12篇被国际著名检索机构SCI收录，成为一名在国内颇有影响的青年地质学家。

崇山峻岭中探求地质演化真相

“搞地质离不开野外，我每年寒暑假都会带着学生到崇山峻岭中进行科学研究，哪里有大山就往哪里钻。”提起野外工作，李建威便兴奋起来。

李建威说，野外工作中有时要穿行于茂密的丛林，有时会攀爬险峻的石山，因此他在野外给每名学生上的第一课，就是如何保证个人安全。

十几年来，大江南北都留下了他探寻地球奥秘的足迹，其中亦不乏难忘之旅。

2006年5月，他带领一名研究生赴青海锡铁山开展野外工作。上山后，严酷的高山环境和低气压令他们呼吸十分困难，为避免因缺氧而出现意外，他们只能停停走走，艰难前行。一天，他们要到山里一处峡谷中采取石样，可当地有车的人无论如何都不愿开车送他们进谷。有好心人劝他们别去：因为当地随时可能下雨，而这个峡谷由于地理原因，逢大雨便会爆发山洪，且谷内遍布巨大的滚石，一旦突降大雨，谷内便是绝死之地！

“再危险也得上！”为能取得科研必需的样品，李建威和学生冒着随时可能降临的危险，竟徒步深入谷中三四公里。

“当时我们走得嘴唇都裂开了，用手一抹全是血，嗓子干得冒烟，身上还背着30多斤重的石样，每走一步石头的尖角都顶得背生疼。”李建威笑着说，“等我们走回营地时，脚疼得像被撕开一样，我脱鞋一看，竟全是铜钱大小的血泡……”

类似的经历在大别山麓、在金沙江畔、在长白山巅都有。

“人家都说搞地质学很艰苦，可我觉得这是个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完美结合的学科，而且野外工作还是一种最好的体育锻炼。你看，我身体多好！”李建威的一句幽默话，道尽了他对地质科研的钟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