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就业主力军就业趋势研究报告》出炉，报告显示2015年90后毕业生平均签约月薪为2687元人民币，但毕业生签约薪资的高低与父亲的职业存在明显关系。父亲是公务员的毕业生平均签约工资最高，达3614元人民币；父亲在家务农的毕业生首份工作的平均工资最低，仅为2552元人民币，比父亲在国家机关工作的毕业生人群低了1062元人民币。（8月27日《参考消息》）
看到这则新闻，不禁想起媒体之前关注的两种现象：一种是中国高达八成人认为觉得自己怀才不遇；另一种是中农村家庭出身的普通本科毕业生失业率高达30.5%，远远高于城市家庭出身的毕业生。仔细品味，这两种现象与毕业生平均薪资“拼爹”有些微妙联系。试想，在拥有同等学历和能力的背景下，毕业生仅仅因为“爹”不同而导致获得薪资的平均水平存在较大差距，自然致使不少出身平民家庭者感叹怀才不遇。至于说农村家庭出身的毕业生失业率远高于城市家庭出身的毕业生，则可以视为造成薪资“拼爹”现象的直接原因。
往深层次讲，毕业生薪资“拼爹”现象与社会成员感叹怀才不遇、农村家庭出身毕业生失业率高，都从某种角度折射出社会阶层利益固化——尤其是近年来，农二代、贫二代、富二代、官二代、垄二代等概念日渐清晰，很多人感到改变命运的渠道很窄，由社会底层向中间阶层以及更上阶层流动的难度极大；“逆袭”对于很多出身平庸的家庭孩子来说，一直是可望而不可及。很明显，社会阶层利益固化是一种马太效应，这种利益通过代际转移也是社会公平土壤不够夯实的体现，背后的原因则是相关制度不健全、部分权力滥用、资源分配不均等。
以毕业生薪资“拼爹”为例，按道理，在充分竞争的市场分配制度中，毕业生的收入分配和本人的才智、能力正相关。“拼爹”只能说明目前的社会分配和评价体系还充斥着权力和金钱的阴影，导致招考、就业、升迁、薪资等多个环节因劳动者血缘关系不同而存在差别化待遇。这方面，已有太多事实证明。如一些地方招考事业编专门针对领导干部家属，银行招聘要填“社会关系”等。至于一些官员滥用权力，为子女就业、升迁等开辟“绿色通道”，也是屡见不鲜。例如十八大以来查处的不少“大老虎”，就利用手中权力让其子女及家属在一些公司拿干股、发大财。
总之，在一个出彩机会多元化、各种上升渠道未被梗阻的社会，公民完全可能靠自己的努力和才能实现“逆袭”。因此，我们要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向上流动的社会环境和氛围，消弭公民对“出身成分不好”的担忧和失望，让所有人都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并凭借自身的才华和拼搏，改变命运。在笔者看来，要打破这种社会阶层固化，一方面需要从政策、制度层面解决农村生源毕业生在就业过程中面临的就业机会较少、求职成本相对较高、就业歧视等问题。另一方面，要加大力量打击部分领导干部大搞“子凭父贵”现象，铲除选用人用的腐败土壤。（邓子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