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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国家富强了,就觉得英语没以前重要了”

发布时间:2013年11月01日10:29 来源: 南方周末

“这是要降温了?”

    当山东英语高考可能取消听力考试的消息传来时,山东省某重点高中英语教研组组长高望进(化名)读出这样的信号。

在中国已开展了150多年的英语教育,早已超越一门语言的意义,寄托着国家与个人改变命运的梦想。现在,人们又希望通过解剖它,撬动沉重的高考改革,让它回归语言教育的本质。

Mad about English

    除了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曾经中断之外,一百多年来,英语作为第一外语的地位从未动摇。

    1862年京师同文馆建立,中国开始有系统专业的英语教育。1902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全国的中小学课堂外语课以英语课为主,自此英语融入中国的国民教育体系。

    1954年,英语的第一外语地位被俄语取代,甚至被取消;1964年又因中苏关系恶化等因素得以恢复;“文革”到来后则再次陷入停顿。

延续至今的全民英语热,始于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

    从事高中英语教学31年的程鸣回忆,1977年恢复高考之初,只有报考外语专业才需加试英语。此后,英语分数比重由10%起逐年增加,1983年开始英语成绩按100%计入总分。英语也成为高考与语文、数学并列的中学教育三大基本科目。

1987年,在教育部推动下英语四、六级考试开始在大学中施行。大多数高校选择将四、六级成绩与学位证书挂钩。英语成为唯一一门必须从初中一直学到大学的课程。

    为了“不输在起跑线”,2000年后,越来越多幼儿园开始引进英语教学。

    不仅是课堂,1990年代后,随着出国留学不断升温,托福、雅思成为除中高考和公务员考试外被议论最多的考试,英语培训学校得以迅速发展。成立于1993年的新东方经过十余年发展,最终在2006年成为中国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教育机构。

    现在,国内许多“超级中学”的学生更放弃中国的高考,直接报考欧美名校。高望进所在高中每年都有不下50人进入国外高校,校方更是为此设置了国际部。

    2008年,一位新加坡导演专门拍摄了纪录片《Mad about English》(为英语疯狂),记录了中国的出租车司机、退休老人为了迎接奥运会疯狂学英语的景象。

    英语热甚至对母语教育产生了困扰。2005年度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上,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袁贵仁便指出,对于重视外语学习和使用而忽略或削弱本国语言文字学习和使用的现象,要进行纠正。

从DR.SUN到Chairman Mao

    与今天被批过于西化相比,英语教材曾经有着浓厚的中国特色。

    1949年前,“孙中山”、“国庆节”、“中国国旗”等内容,都曾添加入教材。当时的《综合英语读本》中有一节名为“DR.SUN YAT-SEN"S WILL”的课文,内容便是孙中山遗嘱的英译版。

    1958年人教社委托当时的北京外国语学院编写了初高中两套英语教材,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编写全国通用的英语教材。

    当时的英语教学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张连仲记得,当时他的英语老师是个刚解放的“黑五类”,那时上课就是用红笔在黑板上把“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几个字写好,然后带着大家喊。“过了多少年以后,我才知道这句话是个虚拟语气,是个假的,如果当时老师讲语法那就麻烦了。”

Li Lei和Han Meimei

    “文革”结束后,停滞近10年的英语教育重新启动。

     1977年起负责中小学英语教材编写的刘道义介绍,1978年人教社编辑出版的“文革”后第一套教材采用的是结构主义方法。教材重视句型操练和语法知识归纳结合,“但被说成哑巴英语,改革呼声很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亓鲁霞回忆,当时的英语教学注重精读句子,“老师往往会把几句话翻来覆去讲一节课”。

     1990年代,英语教学开始强调学生运用语言进行交流的能力,广外教授李筱菊推广的注重交流能力的交际教学法也正是在此时开始时兴。

     教材也随之改变,刘道义参与主编了如今知名度最高的九年义务教育初中英语教材,“80后”更愿意称之为“李雷、韩梅梅版教材”。

     在人物设计时,编辑组专门挑了一些好念好听的让国外作者选。人物性格设计也中外有别,中国孩子传统些;外国孩子开放些,穿牛仔裤,平时有点小调皮。“每个人物都有特点,要让读者一眼就能看出是谁。”

    “但没敢设计特别调皮捣蛋的后进生,那时候思想还是有些保守。”刘道义说,当时编写教材有几个禁区,性是其中一个,绝对不可能涉及现在网友猜测的异性“情感”问题,书中的孩子都是很单纯的。

    为切合青少年的生活实际,尤其是心理和生理发展特征,出版社还专门找来经常合作的王惟震画插图,当时连角色戴不戴眼镜穿什么样的衣服都要经过反复讨论。

    这套教材吸取了当时被广泛认可的交际教学法,更加注重情景交际,设计了大量情景故事形式的教学内容。教材使用之初便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与讨论,很多老教师更是感到不适应,认为无法教学,“但时间长了慢慢就都接受了”。

    据刘道义估算,从1990年试推广,到停止使用,这套教材发行了至少2亿册。这样的使用量让朗文出版社的合作者格兰特甚至一度想去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

2000年,以学校自主选用教材为方向的新一轮英语教学改革,逐步在各地开始推广。人教社“一统江湖”的局面被打破,通过教育部审定的英语教材,一共有三十多种。

   虽然教材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外语教学方式改变却并不大。“毕竟是应试教育,教学只能跟着考试来,改不了多少。”程鸣说。

考试电脑化

    今天的英语考试,被批评选择题为代表的客观题太多,但在恢复高考的最初几年,这曾是命题追求的目标。“主观题过多,教学上也没有统一的标准。”程鸣回忆。

    1984年,原广州外语学院院长桂诗春承担了高考英语改革的任务,提出进行考试的标准化改革。他提高了客观题比例,并为此创建了巨大的题库,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在英语考试中大量使用多项选择题。“这样便能降低误差,实现考试的电脑化。”

    参加标准化试验的地区均实现了机器审阅客观题,到1988年全国各地均实现了高考英语标准化考试。

桂诗春说,当时教学中普遍存在着重视死记硬背,不将英语视作一门语言技能来学习的问题。对此,考试中增加了阅读理解及情景对话题目。

    桂诗春也承认由于考试本身的局限性,无法解决教学中的全部问题。参加了1984年高考英语改革的亓鲁霞认为,出于客观公正的目的,考试总是会限定范围,“但教学应该是开放不做限定的”。

    添加了多项选择题后,亓鲁霞在到初高中调研时发现,教学也随之改变,讲题成为最主流的授课方式。“老师都在讲解4个选项的对错,但真正的语言教学应该只学习正确的。”

    阅读题起到的效果也难如人意。亓鲁霞说,高中英语老师们严格按照高考阅读题的长度、选材进行教学,超出范围的文章则毫不关心,“这样对阅读能力是没有好处的”。至于作文,都出现了对应模板,学生只需要参照模板写作。“无论初衷再好,考试真实的读者是评分员,他们(学生)只关心真实的读者。”

东亚的共同心病

    在台湾,应试教育同样是焦点,但社会也不满英语教育被重视程度。

    台湾“高考”共有国语、英文、数学、自然、社会5门学科,分数并无差别,原始成绩为100分。为改革英语教育,台湾“教育部”于2011年将英语教育列为未来10年教育改革的重点,提出将英语课程提前至小学1年级开始。这也并未让岛内民众满意,人们以“菜英文”来戏称学生英语应用能力的低下。

   “东亚各国皆领先于台湾”,台湾英语教师协会理事长戴维扬这样总结台湾英语教育现状。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沈骑认为,东亚各国中最值得借鉴的是日本的英语教育经验,“关键在于每一步都有严谨的规划”。

    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是否在小学阶段开展英语教育,日本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研究,“他们一直认为师资力量不足”。当中国在小学阶段开始推行英语教育后,师资力量的薄弱与水平不足正是最被诟病的一点。

    虽然同样有着和中国类似的高考制度,但日本实行的“考教分离”制度,使得学校只负责日常的教学工作,应试技巧的传授转交给社会办学机构负责。“虽然同样是应试教育的产物,但起码教学方面能更加纯粹。”

    经历了多次考试改革的亓鲁霞认为,考试推动教学总是很难深入的,每次均是以减负为目的,但最终都成为了新的应试研究目标。

据多位教育界人士分析,2013年的这次英语高考改革承担着减负、公平以及为英语降温的作用。“可能是国家富强了,就觉得英语没以前重要了。”程鸣说。

 
【纠错】编辑:彭烨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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