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程曼诗
作为一名思想政治课教师，田教授把课讲“活”了，讲“火”了，不仅让在校学生爱听，也能让普通市民入脑入心。他为武汉市江汉区基层党员和群众讲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三次飞跃”的党课，两个多小时过去了，没有一名听众起身离去。2002年，田老在台中逢甲大学演讲完后，一位女生将鲜花别到他胸前，旁边的学生纷纷与他合影。一名博士生走到田教授面前说：“田先生的口才很棒，说得合情合理，我们可以接受。”
出生于1946年的田老是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退休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现任武汉文史研究馆馆员、董必武纪念馆顾问、武汉国民政府旧址纪念馆名誉馆长、特邀研究员等职务。
田子渝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和中共创建史、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建人物、武汉地区民国史课题的研究，科研成果颇丰，先后发表文章500余篇，其中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共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抗日战争研究》等权威、重要核心报刊上发表30余篇。图书20多本，其中独著4本，合著6本，主编9本。其中尤为突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这部专著，被誉为该领域研究的“扛鼎之作”，曾获第七届高等学校科研优秀成果二等奖、湖北省人民政府第九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并被收入2011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作为数十年如一日的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老教授，田子渝有很多经验分享。“科研不要浮躁，搞科研不要患得患失，特别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工作者们，要有一种历史使命感，要不忘初心，持之以恒，还需要注意团队之间的配合。”
对田子渝来说，收集史料是做学术研究的重要基础，更是他的一项爱好。但凡碰到图书馆，田子渝必然要亲自进去查阅一番。他的代表作《中共一大代表丛书之—李汉俊》就是从一次次的收集史料中发现的论题。在田教授研究李汉俊之前，我国学术界的相关研究还没有展开，而在有关著作中对他也多有歪曲。但田子渝通过一次次的查阅历史档案和资料，以确凿的史料证明他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播火者和中共主要创始人。中共建党80周年的大型文献记录片《开端》中，对李汉俊的介绍，就用了专门采访田子渝教授的镜头。而他的论文《李汉俊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更是获得了党史界的最高科研奖——全国中共党史学会第二届（2001年）党史优秀论文二等奖。
40多年来，他从全国各地搜集到许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提供给学界，使武汉民国史研究更加丰富。特别是近些年在美国、日本、香港、台湾的图书馆，田子渝查阅搜集了大量档案资料，为武汉地方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例如他主编的《武汉国民政府史料》（120万字）、《武汉抗战史料》（150万字）、《武汉解放战争史料》（150万字），将庋藏在台湾的档案资料和大陆及海外档案馆的许多珍贵档案给予公布，体现了档案资料属于国民所有，服务于社会的精神。而他在海外征集到的汉口慰安妇的资料，有力地驳斥了日本右倾势力否定慰安妇的谬论，更是填补了武汉慰安妇研究的空白。“做研究首先要选定了一个既有必要，又有可能的课题作为终身研究方向，然后坚持心无旁骛的潜心研究，不管中途多难，到了一定时候，你都会感受到厚积薄发所带来的学术成果的‘井喷’。”田子渝语重心长地说到。
除了科研，从教42年的田老作为湖北省优秀教师，上课也别有一番趣味。从谢晋拍电影的趣事说到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观点的大胆性，从因北约炸毁我驻南使馆而游行的大学生谈到“五四”运动为何能高涨，从中国的足球谈到中国的改革……他的课堂似天马行空，却形散神聚。而他的活力，他的激情却感染着每一个听课的人，引人入胜。
有人这样描述田老的课堂：讲课者议论纵横，激情满怀；听课者全神贯注，聚精会神。在田老的教学生涯中，有人拿着病历走进他的课堂，有人不惜赶好几趟公交车来听他的讲课。不少毕业生说：“大学4年，如果没听过田教授的课，那才真是一大遗憾。”田老则认为：“教师要做学生的朋友，不要好为人师。这就要将授课作为艺术，而不是说教。教师尊重受教育者，走近他们，接触他们的实际，以耐心的开导、科学的传授、以身作则的行为来影响他们。”
由于长期劳累，田子渝的身体一直不好，但从不轻易下讲台。曾两次心脏病突发被送进医院后，却仍然坚持带着心脏监测器返回课堂，学生用持久的掌声和盈眶的泪水表达对他的感激和敬佩。他用实际行动有力印证着自己“我当教师永不后悔”的誓言，深深影响着周围的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