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观讨论]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委书记张中华教授:坚持实践观永无完成时

　　荆楚网讯 记者李琼 通讯员陈博 王黎黎

　　改革开放就是践行实践观

　　记者：起始于3月，实践观讨论在社科界已持续一个多月，反响热烈。对于实践观，您思考的立足点在哪里？

　　张中华：我是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从经济学发展来看，坚持实践观是经济学发挥作用的重要保障，是推进经济学发展、充分发挥经济学对社会实践的指导作用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的历史是从经济领域发端的。如果没有当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我们就不能够很好地从传统的、僵化的、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解放出来，就不会有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也就不会有中国今天进入到中上等收入水平的历史性成就，也就不可能产生实现中国梦的伟大梦想。

　　记者：从经济领域展开的改革，如何在经济学理论和思想上破题、与实践联结起来？

　　张中华：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之前，经济学界的主要做法是到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一些只言片语来作为立论依据。在这样一种学风下，对于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倒很少去认真研究或者解决，导致脱离中国发展的阶段、超越生产力发展的阶段，走计划经济路子。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就是根据中国实际，尤其是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事实，把发展生产力、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公平竞争，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实行按劳分配，强调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改革开始“摸着石头过河”，就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新对策，同时注重吸取群众智慧和基层经验加以总结推广。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就很典型。

　　解决新的学术问题和思想问题

　　记者：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打开了改革开放的思想大门，实践观树立起来了，指导改革开放走过30多年的历程，那实践观的任务完成了吗？

　　张中华：从经济学发展的角度看，我们也遇到了新问题。从马克思主义教条中解放出来以后，我们接触西方比较多了，学习西方也比较多了。但在一些方面走得过头了，我所接触的青年学者和学生当中，对西方洋教条盲目崇拜，甚至到了言必称希腊、言必称美国的地步。包括发表论文，要是没有数学模式，不按西方的研究范式，似乎就很难发表。

　　记者：思想总是映照现实的。您刚谈到计划经济模式是受到经济学上教条主义的影响，那现在学术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其现实危害是什么？

　　张中华：这样的问题如果仅仅只是学术问题那还好一点点。关键是这种思潮还影响到中国的改革和对外开放。比如中国改革开放到现在取得了很多成绩，下一步究竟怎么做？有一种思潮认为，我们的公有制跟市场经济存在冲突，或者说我们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存在冲突，需要照抄西方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推进下一步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这样做就非常危险。比如国有企业如何发展，是进行私有化还是加强管理监督？如何看待宏观调控，是放弃还是改进？收入分配，是推倒重来还是改进完善？解决这些问题，绝不是盲目地学习西方，而要根据中国具体的国情采取对策。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坚持实践观的过程就是一个思想和实践不断纠偏、不断改进的过程，它永在进行时，而非完成时。

　　从改革科研的“指挥棒”做起

　　记者：在今天，无论是学者还是普通老百姓，都不会否认从实践出发、坚持理论联系实践的重要性，那为什么还会有偏离实践观的现象出现？

　　张中华：实践观首先是一个基本立场问题。学者必须坚持一个客观公正立场，坚守学术良知，才谈得上坚持实践观。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些学者容易成为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比如你为房地产企业代言，肯定会说现在房价不高。其次，是能不能深入实际的问题。我们学校做得好的一些学者，学问都是常年到农村、企业摸爬滚打中来的。脱离中国实际，纸上谈兵，或是吃别人的残汤剩饭，搬来西方的东西，不会有真正的价值。第三，要坚持实践观还有个方法论问题。必须以辩证、发展的思维看待中国的发展。比如当前出现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分配不规范、腐败问题导致的差距扩大，最终要靠深化改革来解决，而不是回到平均主义的老路上去。

　　记者：实践观讨论对于高校发展本身意义何在？

　　张中华：科研要坚持实践观，关键是科研的指挥棒要坚持实践观。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现在的科研评价体系和科研组织方式，都存在偏离实践观的地方。在评价标准上，数量化、机械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评价你的学术贡献，是看你主持多少课题，在怎样的期刊上发表了多少文章，而不是说有什么学术观点，更不谈学术对社会的影响力和贡献。我们的科研组织形式也是以申报为主的招投标制度，导致一些学者跟着热点跑，而不是坚守自身的学术研究方向。在这个问题上教育部和我们学校自身都进行了一些改革，但需要继续深化、继续努力。从这个方面讲，实践观的坚守坚持是一个系统工程，要靠全社会共同努力，不是靠哪一个人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