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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抗战湖北兵]新街破袭:新四军鄂中第一捷(图)
发布时间:2015-08-20 18:06:57来源:湖北日报进入电子报

图为:抗战时期,新四军在鄂中行军。(资料图片)

图为:京山县小焕岭村,中共鄂豫边区委员会旧址。

图为:新街战斗遗址纪念碑。

图为:京山县博物馆内展出的日军空袭炸弹残片。

  湖北日报讯 文\记者 别鸣 通讯员 黄河 翟存波 实习生 李艳 图\记者 孙文

  【阅读提示】

  抗战时,京山县城人口不足1万,没有重要军事设施,没有军队防御阵地。然而,1938年8月29日,日军竟出动飞机56架次,在此投下200余枚重磅炸弹,酿成日军空袭中国城镇单日造成伤亡最多的特大惨案之一。

  血债血偿。李先念率领新四军一部挺进京山,于1939年10月在新街与日寇激战,在鄂中给了日军第一次重击,让新四军威名远播,被称为“新四军鄂中抗日的平型关战斗”。

  当年,日机为何疯狂轰炸并不起眼的京山?新四军如何为乡亲们报仇雪恨?

  7月中旬,我们在京山县问路而行,辗转80多公里,寻访抗战老兵,仰望英烈遗迹,回溯历史疑云,铭刻战争记忆。

  京山被炸

  “县城炸平了,我要当兵打鬼子”

  受访者:原京钟游击大队战士田仕儒(90岁)

  7月14日清晨,记者一行驱车穿过京山县城,寻访抗战老兵田仕儒。只知道“胜利村2组”这个模糊地名,我们不断问询,在雨雾缭绕的山前终于找到一条蜿蜒小路。行到一处低矮房屋前,一个身躯瘦高的老人拄着拐杖站在檐下,正是老兵田仕儒。

  90岁的田仕儒已经老了,交谈需要旁人在耳边吼,走路也颤巍巍。说起鬼子轰炸京山,说起抗战经历,他眼里有了一线威武的光。

  “那年8月,日本人飞机突然来了,炸弹密密麻麻丢下来,半天就把县城炸平了,太惨了,死了几千人,绝了96户!”田仕儒说。

  1938年8月29日上午,日本侵略军于8点、10点、12点,分3批共计出动飞机56架次,对既无任何防空设施、又无任何防空意识的京山县城进行密集轰炸,投下炸弹200余枚,大部分都是500磅以上的重磅炸弹,同时俯冲用机枪扫射,造成2000多人死亡,3000多人受伤。一天内空袭伤亡惨重程度,超过了武汉、重庆、成都等地,是抗战时期日军空袭中国城镇单日人口伤亡最多的特大惨案之一。

  京山县党史专家李甫清介绍,据老人回忆,那天早晨8点(亦有说是7点左右),天空突然传来飞机嗡嗡的声音,且越来越大,震耳欲聋。十多架飞机由东边飞来,开始在城区上空盘旋。日机分为两个编队,每队9架,共18架。人们全都仰起头来看稀奇,有的还用手指着清点架数。一会儿,飞机队形散开,人们看到飞机“下蛋”了,一些人还以为是大飞机放出的小飞机。但顷刻间,巨大的爆炸冲天而起。许多人祖祖辈辈蜗居山城,连飞机都没见过,突然间面对从天而降的狂轰滥炸,一时间不知所措,整个山城顿时陷入一片慌乱。

  史载,轰炸开始时,县长蒋章骥在县府前厅忙于行政扩大会议会务,首枚炸弹在县府门前爆炸,蒋妻与其10余岁的女儿急忙躲避,女儿当场炸死,蒋妻腹部炸开,剧痛难忍,请求补枪以求速死,蒋不忍,令警卫开枪,警卫亦不忍,蒋只得从警卫手中夺过手枪,含泪向妻子开了枪。

  当时京山城人口不足1万,又没有重要军事设施,也没有作为中国军队防御阵地,为什么会遭到日机如此疯狂轰炸呢?

  李甫清说,这个问题,至今也没有在相关军事档案中找到确切的答案,但从当时一些背景情况,或许可以找到部分答案。1938年春,京山县城东郊曾修建了一个飞机场。7月,新任县长蒋章骥到任,兼任县抗日游击司令、县抗战后援委员会委员长。8月28日至29日,县政府召开全县行政扩大会议,商议抗日事宜,各区、乡和大保行政人员及财政、教育、税务、治安等各部门人员聚集县城,大家都以“蒋委员长”称呼县长蒋章骥。而就在轰炸前一日(8月28日),国军参谋总长白崇禧等军事要员乘坐数辆小轿车赴襄樊路过京山,并作短暂停留。

  因而,包括田仕儒等当地人普遍认为:轰炸的主因,就是各种迹象和传闻引起了日本奸细的注意,导致日军情报部门误以为蒋介石到了京山。

  残酷轰炸,反而让不少京山人走上了奋起抗日之路。田仕儒就是其中之一。

  “那年我13岁,参加了新四军京钟游击大队打鬼子,年龄小就当哨兵、生活员,在小花岭为李司令(李先念)、陈政委(陈少敏)站过岗。”田仕儒颤巍巍从屋里拿出自己的宝贝——一本《京山新四军名录》,上面有他的姓名。

  新街破袭

  “鬼子摸过来了,机关枪向大家直扫”

  受访者:原京北游击大队战士胡元清(91岁)

  91岁胡元清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很多。他身躯依旧灵活,在京山县福利院里走来走去,边和我们对话。然而,过去已经在他脑海里逐渐淡去了,老年痴呆症让他对于大部分战时记忆,总是迟疑片刻,然后回答:“不记得了,不记得了。”

  据其子吴章彪介绍,胡元清15岁时放牛,新四军一支游击队从塆子里经过,他回家给母亲说了,就参加了游击队。后来,一直担任通信兵。在各大队及司令部之间徒步送信。后来手下有了4个通信兵,最远送信到荆州、天门一带。

  胡元清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早上,日军突然出现,“鬼子摸过来了,机关枪向大家直扫”。他拼命跑到司令部送信。这次战斗,就是被称为“新四军鄂中第一捷”的新街战斗。

  新四军是在县城被炸之后进驻京山的。1939年初,李先念率领160余人的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自河南竹沟南下,进入豫鄂边区,深入敌后,汇合和聚集中共领导的零散武装力量。6月,李先念、陈少敏率新四军挺进团来到京山大山头,与陶铸领导的武装汇合,在养马畈召开会议。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成立,李先念任司令员。

  10月,新四军鄂豫边区游击支队司令部驻刘家冲,一团团部及三大队驻新街。新街是一个四五十户的小集镇,在京山西北角的罗店镇境内,西边宋河镇,西南罗店,东南蔡树店,东北雷公店,都是日军据点。

  为了游击支队和区党委首脑机关的安全,第一团一大队驻新街西北的杨家冲,向宋河方向警戒;三大队驻新街东北的范冲,向雷公店方向警戒;团部和二大队驻新街。3个大队在大山头东南、呈倒“品”字形布防。

  13日拂晓,罗店、贾店日伪据点出动300多日军、400多伪军偷袭新街。我流动哨发现后鸣枪报警。日伪军冲到新街南面,用八九挺机枪同时向街内开火。“敌人机枪一响,寨内寨外的群众都慌乱了起来。我们的部队初来此地,穿的是灰土布,拿的都是一些破破烂烂的老套筒、汉阳造。‘这样的装备,能打鬼子吗?’群众对我们显得没有信心。”老战士余曙光回忆。“打,坚决地打!”通信兵带回了李先念司令的命令。三大队占领南面城墙,用手榴弹连续击退日伪军三次进攻,将日军压到水塘边。团长张文津和通信员冲出寨子,组织驻在新街附近的一、二大队从两侧继续进攻,冲垮了两翼的伪军。

  这时,阵地上忽然四处腾起蓝色烟雾。余曙光说:“战士们一个个被熏得流眼泪、打喷嚏、淌鼻涕,呼吸感到窒息。日本鬼子在放毒瓦斯!由于不懂,许多战士以为敌人在烧辣椒熏我们。各级指挥员马上下令,让战士们用手巾浇水捂住嘴巴、鼻孔,没有水就浇自己的尿。”坚守新街的三大队发起反冲锋,把日军压到街南一里多远的黄家台凹地竹林里。

  下午,李先念率领二团第二大队前来增援。他告诉部队:“这一仗必须打赢,打输了或打一个平手都不行!中原人民都在盼望我们新四军的战报!”

  激战至天黑,数路敌军前来解围。同时,黄氏祠堂那边冒起了黑烟,一股混合着血腥气的焦臭味,弥漫在空中。原来是被围困的日军伤亡惨重,害怕天黑后地形不熟,会被新四军围歼,便一面佯攻,一面将几十具尸体焚烧。余敌从小路仓惶突围,但战场上还丢下了来不及焚烧的二十多具尸体。此次战斗,缴获重机枪1挺、步枪10余支、战马6匹、军用物资一批。

  眼见数十个敌人溃逃了,战士们都为没有全歼而感到惋惜。余曙光回忆:“李司令告诉大家,不要紧,我们在这里还是第一次打鬼子,应该让他们跑回去几个嘛!不然,叫谁给我们宣传宣传呢。”

  新街破袭,历时十余小时,是新四军进抵武汉外围后,给日军重大打击的第一战。大洪山里的国民党22集团军45军用特大号字发了报纸号外,报道这一捷报。

  “小延安”

  “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

  受访者:中共鄂豫边区委员会旧址看门人张祥主(81岁)

  大片大片的玉米地,一行行,一列列,如绿色的哨兵。群山环绕间,两栋黑瓦灰砖四合院,墙上大大写着一行标语:“反共是亲日派卖国的阴谋!”

  在京山县新市镇小焕岭村,还保存着新四军抗战指挥基地之一——中共鄂豫边区委员会旧址。

  1940年10月上旬,日军对京山县新市镇八字门村一带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原驻于当地的鄂豫边区首脑机关转移至小焕岭,直至1942年6月。

  可是,不少资料记载,此地名为小花岭。到底是小焕岭?还是小花岭?

  81岁的张祥主嘿嘿一笑,答道:“这是当年陈少敏政委取的地名,说这里是革命之花,所以叫小花岭。”童年时,张祥主和小伙伴经常到这里玩耍。他回忆:“这里是指挥部,当时有哨兵站岗,一般人都进不来,但孩子们可以自由进出。”

  1980年起,张祥主成为小花岭旧址的看门人。他说,这本是自己远房叔叔张光泽的宅子。抗战爆发后,张光泽投身革命,收编周边土匪,加入新四军,且主动让出宅子作为抗战指挥基地。他还记得,过年时周围农家都会被邀请到指挥部里聚餐,李先念司令、陈少敏政委和大家一起,热热闹闹,十分开心。“那时,新四军的日子很苦,自己种菜吃,穿草鞋打仗。当时都会唱一首歌:陈少敏,种白菜,种的白菜人人爱;李先念,种南瓜,种的南瓜人人夸;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张祥主说。

  边区委员会旧址分东西两院,占地面积650平方米。李甫清介绍,李先念、陈少敏、杨学诚、任质斌、刘少卿等领导,在小花岭指挥整个鄂豫边区的抗日游击战。当时,边区各地党政军负责人均来小花岭参加会议,汇报工作,接受任务;边区行政公署、医院、洪山公学、《七七报》社印刷厂、边区建设银行、十月剧团等单位,也驻在这一带的村湾里。

  光荣的小花岭,一时成为鄂豫边区的“小延安”。许多热血青年,从大后方、大城市千里跋涉赶来参加革命,投身抗战。

  新闻背景

  新四军第五师:湖北抗战的中流砥柱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后即屯以重兵,截至1940年底,盘踞在武汉地区的日军共21.8万人。日军曾对其兵力密度作过这样的比较分析:“若以华北占据地区的兵力密度为1,武汉地区则为9,长江下游三角地带为3.5,华南为3.9。”武汉地区是侵华日军的“兵力密度之最”。

  1939年1月至10月,李先念率部队从河南竹沟南下,成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后曾改称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对于这支新生力量的诞生,党中央给予了很高评价:“武汉附近新四军挺进纵队(有9个团)的组建是一个伟大的成绩,这次经验证明了一切敌后地区,不论在华中或华南,我党均可建立自己的武装部队,并且可以存在和发展。”

  据《国共两党抗战战绩比较》,截至1943年6月,日军在华中有14个半师团、24万人,新四军抗击了47%。新四军第五师共抗击了日军3个半以上的师团、共约6万人,占侵华日军总兵力的10%、在华中兵力的25%。

  这些数据充分说明,新四军第五师在全民族抗战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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