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美国达拉斯地方联储高级经济学家王健:
美联储也在“摸着石头过河” QE退出意向不断反复
2013年,在全球瞩目下,美国联邦储备系统(Federal Reserve System,FED,下称“美联储”)没能低调地度过它的100岁生日。这一年,对于是否要退出QE(量化宽松政策)、经济复苏力度如何、对比特币如何监管等问题,美联储的决策牵动着全球市场的每一根末梢神经。
“美联储是私人银行,受控于神秘的罗德柴家族”;“美联储是股份制私人企业,大股东如花旗银行实际控制着美联储”;“美联储推行量化宽松政策就是为了将国内的通货膨胀转嫁出去”……
作为美联储“体制内”的经济学家,达拉斯地方联储高级经济学家王健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解密“真实的美联储”。
政府机构+非营利性私人组织
“正确看待美联储的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全面了解美联储在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上的作用及其行事逻辑,才能进一步增强对全球市场的预见能力。”王健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这正是他写作新书《还原真实的美联储》的初衷。
王健认为:“从根本上讲,美联储性质与中国人民银行一样,是按照《联邦储备法》建立起来的美国的中央银行。但其组织结构十分特殊,分为独一无二的双重结构:其一是位于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局,其二由股东银行缴纳的股本金建立起来的12个地区联邦储备银行。二者共同构成了美国的联邦储备系统。”
美联储所具有的政府机构加上非营利性私人组织的双重结构,有其历史沿革。
在制定货币政策方面,美联储直接受到国会的诸多制约。美联储主席每年至少要对国会进行两次公开听证,所有听证资料均对外公布。具体听证内容包括:目前美国经济的基本状况,美联储都制定了哪些政策,这些政策如何体现了《联邦储备法案》中规定的“提供稳定宏观经济环境”的既定目标。
联邦储备理事会是美联储的最高机构,由7名理事组成,由总统征得参议院同意后任命,国会因此能对美联储的决策产生重要影响。此外,7名理事与5名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共同组成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决定美国货币政策。
王健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美联储作为美国的中央银行,直接对国会负责,所有货币政策的制定都以美国经济为考虑。例如是否退出QE,美联储会考虑到对于其他国家及新兴市场的影响,但也仅限于这些国家经济运行情况对于美国经济的反作用。否则,决策将很难得到国会的认可。
王健直言:“美元作为全球货币是有问题的。”以美国目前的经济总量衡量,美元担任储备货币角色有其自身的困境。但这同时是全球货币体系的缺点,任何一种主权货币担任“全球货币”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制定政策也是“摸着石头过河”
“美联储历任主席个人风格比较独特的分别是沃克尔、格林斯潘和伯南克。这里面我最喜欢的是伯南克。”王健认为,伯南克担任美联储主席以来主要有三大成就:第一,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稳定了经济;第二,允许不同的意见和观点交锋,使得美联储系统内的氛围更加开放;第三,更加注重与市场的交流。
与“惜字如金”、对政策表态晦涩的格林斯潘相比,伯南克更愿意与市场交流,他经常通过调研获得机构对于现行货币政策的反馈。这正是美国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中央银行治理的一个方向,即中央银行不应当成为市场波动的中心。
但这似乎无法解释美联储对于QE退出意向的不断反复。
对此,王健表示,美联储高级官员每一次对市场的公开表态都是非常严谨的。所有政策(结论)都有其施行的前提条件。今年6月,美联储曾做出可能提早退出QE的决定,其非常重要的前提是6月份非农就业数据向好。然而,就业情况并不如预期,美联储因此否定了提早退出QE的决定。
“货币政策的制定是非常复杂的过程,美联储同样在‘摸着石头过河’。”王健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美联储也是在不断犯错中摸索货币政策制定的依据。因此,许多美联储出版物的主题在于探讨从前所犯的错误,比如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美国上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美联储政策的 “副作用”
王健表示,正是由于美联储决策机制的固定和透明,所以美国的货币政策具有连贯性,不会大起大落。至于美联储即将上任的新女掌门人珍妮特·耶伦,美联储主席的投票权与其他6位理事并没有什么不同。因此,QE政策应当会保持原有的政策连贯性。即使有可能变化,也仅限于较小的制度设计。
但“对新兴市场来讲,明年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年”。王健分析发现,美联储政策转向时经常伴随着一些经济危机,其结果往往是美国经济上行,而其他国家经济下行。二者之间更多的是相关性而非因果性。美元利率是其中重要的传导因素:作为全球货币的美元利率上升会对新兴国家资产价格造成冲击,因此容易导致因挤兑引发的金融危机。
“可以通过国家之间的货币互换来减少冲击。”王健建议,事实上包括美联储在内的许多发达国家央行已经采取货币互换协助稳定本国金融市场,以预防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可能产生的冲击。而目前,美国国会对于美联储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互换协议仍有许多约束。
因此,王健认为,在当下的全球货币体系现实下,新兴市场国家央行要具有前瞻性,提前通过国内的审慎宏观金融政策,将过去积累形成的资产泡沫逐步消除一部分。在未来全球经济形势变化的时候,不至于造成特别大的资产价格调整。同时,作为“最后贷款人”,要及时地平息金融市场恐慌。(《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谢玮 刘砚青丨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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