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设计不会自动实现——从国务院机构改革看政府职能转变之三

　　面对可能出现的“玻璃门”、“弹簧门”，需要下大决心，不失时机、不打折扣地落实改革任务

　　“只有权责分明，才能划清政府和市场的界限”、“不管怎么改，最终要让老百姓得实惠”……连日来，从代表委员的你一言、我一语中，不难感受到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在今年两会上有多么“热”。

　　14日，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获得批准，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信号枪已经鸣响。虽然方案刚刚亮相，已有人不无善意地提醒：制定方案只是机构改革的开始，之后的实施，仍是一个需攻坚克难的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机构改革已进行多轮，但在有的贫困县，“副县长”一职依然设置了十几个；企业办审批也会遭遇“遥遥无期”，手续可能就卡在某个处长手里。如今，无论是从认识论角度还是方法论层面，改革早已成为中国发展最真切的社会语境与现实路径。然而，改革不只是个名词，更是个动词。再好的顶层设计，如果在落地时打了折扣，怕也难以达到理想的预期。邓小平说过：“任何好主意不会自动实现。美好的前景如果没有切实的措施和工作去实现它，就有成为空话的危险。”

　　“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以职能转变为核心的新一轮机构改革，简政放权是题中之义，可说是政府“革自我的命”、“割自己的肉”，实质上涉及对存量利益格局的调整，难免要动一些部门和个人的“奶酪”，梗阻不难预见。《宪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实行精简的原则”。但历次机构改革中遭遇的减“副”之难和超编痼疾，也反过来警示我们，把条文变成现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面对可能出现的“玻璃门”、“弹簧门”，需要我们下大决心，不失时机、不打折扣地落实改革任务。

　　诚如专家所言，“方案出台后，改革的进程才刚刚开始”。怎样进一步厘清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准确划定各自的边界？政府具体职能该如何科学整合，做到该强化的强化、该下放的下放，平衡好管理与服务？“大部门制”之下，怎样规避权力集中带来的腐败风险，消除精简人员后的藕断丝连？面对改革部署，各地区各部门既需要做到令行禁止、尽职尽责，又要达到思想不乱、工作不断、队伍不散，无疑是道大考题。破解这道难题，操作性强的工作方法和严密的程序必不可少，也应拓展视野，将机构改革与建设法治政府、改进工作作风、保障改善民生等统筹安排，一体推进。

　　抗战时期，《解放日报》刊发“精兵简政”社论指出，简政不是“简陋”，也不是粗枝大叶的“简略”，而是“建立正规制度和提高工作效率”。今天的政府机构改革，同样如此。这是改革能否获得群众支持、真正收到实效的关键。比如，从一些审批环节撤退，会不会造成新的监管盲点？淡化对微观经济直接干预，完善市场体系由谁负责？让群众依法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是不是也要加强对各类社会组织的规范与引导？读懂市场与社会的内在逻辑，积极推动职能转变，才能不断将这一改革推向深入。

　　当然，要想根本上改变“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现象，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最终要靠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大部门制改革后，部分资源与权力相对集中于更少的机构，法治与监管能否及时跟得上，直接关乎作风的改进、腐败的预防。正因此，政府职能转变到哪一步，法治建设就要跟进到哪一步，政府与市场、与社会合理边界的依法廓清就要前进到哪一步。如此，才能不断以改革精神依法行政，弥补缺位、阻隔越位、纠正错位。

　　每一轮机构改革，都应成为释放制度红利、激发社会活力的新起点。人们感慨“铁道部”变为历史名词，更在意市场化运作之后的火车票价会否上涨；人们认同“管的少才能管得好”，但也担心政府放权之后会否成“甩手掌柜”。正因此，政府机构改革既要喻于义，也须喻于利。只有狠抓落实，让群众在民生细节中感受到政府职能转变的新风，在办事时享受到廉洁高效的便利，在通往美好生活的道路上迈开更轻快的步子，改革才能为未来奠定更深厚的民意基础。

　　（本系列评论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