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武汉１２月１６日新媒体专电 题：乱象之后藏权力寻租 顶层设计望改革破冰——豫鄂冀部分省际交界地种子市场调查（下）

　　新华社记者黄艳、张兴军

　　“行政区划，不是生态区划。”这是因地制宜的基本道理。一些基层干部和群众告诉记者，“行政分界了，但是生态气候没有分家，这块地适合种什么、不适合种什么，地会告诉你。”为何在行政交界区乱象频发？

　　记者调查显示，这其中既有监管乏力的表面原因，也有制度执行“走偏”、腐败滋生的深层背景。基层执法人员与业界专家呼吁，要彻底净化种子市场秩序，实现国内种业可持续健康发展，除加大执法监管外，坚持市场化方向逐步改革品种管理制度，将是治本之策。

　　“官种子”遇冷 “黑种子”吃香

　　一方面官方审定的合法品种在市场上难觅踪影，另一方面超出审定区域的“黑种子”却泛滥成灾。说起鄂豫交界地带的种子市场乱象，当地农业部门工作人员充满纠结。

　　记者从枣阳市种子管理局获悉，目前枣阳市常年播种的小麦主要有三大品种，分别是郑麦９０２３、衡观３５、西农９７９。按照官方公告范围，除了郑麦９０２３之外，剩下都是非法的“黑种子”。

　　以衡观３５为例，据了解，该品种由河北省衡水农科院培育，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６年先后通过河北省和国家的品种审定。公告显示，其适宜区域为黄淮海冬麦区的河南中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陕西关中地区，以及山东西南部。但事实上自２００６年起，其在豫西南、鄂西北等两省交界地带一直有大面积种植。

　　在豫冀交界地区的种子市场，类似乱象也有表现。多年观察显示，在河北邯郸市种植的小麦品种中，本省官方审定推广的衡观３５难觅踪影，反而是一些来自河南的品种大行其道，其中尤以周口市农科院选育的周麦１６最受欢迎。然而根据审定公告，该品种适宜区域并不包括河北省邯郸市。

　　为何“官种子”受冷遇，“黑种子”遭热捧？枣阳一基层种子管理干部一语道破玄机：“官方通过审定的鄂麦、襄麦等品种表现不好，农民基本不种。以容易倒伏的鄂麦１８为例，由于种植面积少，每年的测产抽样都难以进行。相比之下，衡观３５产量高受欢迎，刚出来时湖北市场上没有卖的，有农民就赶着车跑到临近的河南唐河县去买。”

　　农民用脚投票，催生出了一条庞大的地下种子交易链。据这位基层干部介绍，全市１６０万亩耕地每年约需麦种５０００万斤，除了农民自留外，剩下的一半需要市场供给。在湖北省农业厅公告范围之内的郑麦９０２３，全市仅能提供４００万斤，大量缺口最终靠的都是没有合法身份的“黑种子”。

　　“如果彻底阻断黑种子入市，那么农民将无种可买，这个责任谁来担呢？”一位基层种子站的干部坦承困惑。

　　套牌入市 借壳“还魂” 乱象愈乱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近年来国内农作物种子市场监管力度前所未有，但市场秩序混乱问题依然比较突出，上述省际交界地带发生的“官种子”不受待见、“黑种子”大行其道，虽然只是种种怪现象之一，但由此折射出来的局地品种审定制度“走偏”问题却不容忽视。

　　据了解，从最初的实验选育到进入大田推广，国内农作物品种实际上经过了几层淘汰，此间的品种审定制度，是关键“门槛”。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凡进入市场的品种，需通过国家或省级品种审定委员会的把关审定，未经审定不得随意推广。

　　中国农科院种业专家佟屏亚指出，每个品种都有相对适宜的生态区域，相邻省份交界地带往往同为一个生态区域。“但在品种审定的实际操作中，一些省份往往简单地以行政边界为红线，而不是从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和品种特性来划定其适播区域，如此做法必然与农作物实际的生态区域形成差异，于是两省或几省交界地带很容易出现‘官种子’打不过‘黑种子’的怪现象。”

　　除了人为画地为牢造成的市场扭曲外，品种审定“门槛”走低所引发的套牌和仿冒现象也比较严重。此前在河南洛阳召开的全国农作物品种区试工作会议披露，２００１－２０１２年间，全国共审定水稻、小麦、玉米、棉花、大豆等７种主要农作物品种１．５万个，平均每年审定１２００多个，其中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间每年审定品种都在１５００个以上。批量审定后，稀缺的好品种难免被一些大路货套牌。

　　河南一家种子企业的打假维权顾问畅文昌介绍，近年来针对套牌种子的打假几乎已成公司常规动作。“以产粮大市驻马店为例，光在其中一个县备案的小麦品种就高达１００多个，市场上的种子看着五花八门，但是卖来卖去袋子里装的就是那几个好品种，里面多数都是套牌的。”

　　豫北一家种子公司业务经理王栋栋表示，由于通过审定的品种过多过滥，此间还衍生出一种制假售假的“新变种”：企业花点小钱将某个即将退市、无人问津的品种的使用权买下，借助这个合法“外壳”，把从制种基地套购或自繁种子推向市场。

　　“现在的种子公司就像在打牌，有的手里没有好牌的，就偷牌'出老千'，严重破坏了市场秩序。”王栋栋无奈地说。

　　乱象之后藏腐败链条 市场倒逼种业制度改革

　　面对品种审定制度带来的市场扭曲现象，局地农业部门也在调整。唐河县种子管理站站长刘明景告诉记者，一方面法律上不允许种植，另一方面是老百姓需要，针对衡观３５、西农９７９等小麦品种遭遇的尴尬现状，２０１３年专门向上级打了报告，最终河南省农业厅同意在南阳、信阳以及驻马店等地进行引种。至此，这些已经被当地农民私下种了七八年的“黑种子”，终于获得了合法身份。

　　与此同时，鄂北地区也在行动。襄阳市种子管理局局长俞杰表示，考虑到襄阳与豫南同属于南襄盆地生态区的实际情况，近年来多次口头和书面向省农业厅请示。最终从去年开始选用河南的品种进行区试。如果没有意外，明年起经过审定的河南种子将可以合法售卖。

　　“全襄阳的小麦种子需求量是１．２亿斤，如果把来自河南的‘非法’、‘违规’种子堵在门外，全市将有三分之二的土地种不上合适的麦种，种业执法不能回避这个现实矛盾。”俞杰说。

　　然而越来越多的基层种业管理者和相关专家呼吁，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品种审定制度为保障农业增产和安全确曾起到积极作用，但随着《种子法》实施和种业市场化进程，相关制度设计需要重新审视，否则局地微调很难改变愈演愈烈的市场乱象。

　　枣阳市种子管理局质检科科长刘凤华认为，现在来看，品种审定制度已经演变为强硬的行政审批，行政指令色彩过浓，远远落后于种业发展实际。

　　佟屏亚直言，目前国内的种子产业是“计划经济的脑袋，市场经济的腿。”由于品种审定委员会的权力过于集中且缺乏监督，此间存在的寻租行为以及腐败现象，亟待引起重视。

　　“在一些地方，品种好不好就那么几个人说了算，一旦通过审定，有关品种立即身价倍增，于是实验数据造假、审定时跑关系就成了业内潜规则。”佟屏亚说，“在进行区域实验时，‘跑点送封’非常流行，一个‘封’从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通常省级区试要花去３０～４０万元，国家区试要花去５０～６０万元。”

　　业界人士建议，未来品种管理制度的发展，应借着修订《种子法》的契机，坚持市场化的方向，逐步从品种审定制度过渡到品种登记备案制度，同时加大农业保险覆盖范围，强化种子企业的主体责任。政府则应做好市场监管和知识产权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