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航天科工集团第三研究院研发的3D打印机，打印出五彩缤纷的模型，吸引参观者驻足。 图2： 航天信息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向记者演示如何使用他们的系统软件，通过手机开增值税发票。图3：航天信息公司生产的各种二代身份证、社保卡等产品。 本报记者 佘惠敏摄

参加过“东方红一号”卫星轨道计算任务的老航天人宋庆元

长征一号火箭第三级固体火箭发动机研制者陈克明

长征一号火箭设计师韩厚健

参与“东方红一号”卫星研制工作的老航天人戚发轫

? 在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展览的“东方红一号”卫星。当年一共生产了5颗，1颗还在天上，这颗是它的同型小伙伴。

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退役的发射塔架已锈迹斑斑，“东方红一号”卫星就是从这里发射升空。本报记者 佘惠敏摄

中国航天日为什么定在4月24日？这是为了纪念46年前那个举国欢欣鼓舞的日子：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枚运载火箭长征一号成功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送入太空，开启了中华民族进军太空的大幕

46年前的今天，中国第一枚运载火箭长征一号成功将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送入太空，参与过这一伟大事业的老航天人至今仍有不少在世。《经济日报》记者特地走访了其中部分代表，请读者们和我们一起，听老航天人讲航天日的故事。

我们也要搞卫星

1957年10月，苏联发射了人类历史上首颗卫星。

这一年，宋庆元从东北大学数学系毕业，戚发轫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都分配到当时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作。年轻的他们在听钱学森院长讲《导弹概论》课时，并没有想到，自己后来会参与发射中国第一颗卫星的研制工作。

1958年1月，美国也成功发射了人造卫星。

这一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要搞就搞得大一点。”

号令如山，十万建设大军奔赴甘肃和内蒙古交界处的戈壁荒滩，开始建设中国最早的卫星发射中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也是这一年，中国科学院派出赵九章、杨嘉墀、钱骥等科学家组成的“高空大气物理代表团”到前苏联考察卫星工作。专家们在“老大哥”那里住了70天，连卫星的影子也没见到。他们达成共识：“靠天、靠地靠不住，发展人造卫星，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

中国科学院把卫星研制列为1958年第一项重大任务，代号581。然而，随着国民经济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在中科院拿出了我国第一个卫星规划、做出了我国第一个卫星模型后，581任务不得不暂停。

这一停就是好几年。但科学家们并没有停止探索的脚步。

1964年，东风二号导弹研制成功，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也爆炸成功，研制卫星的条件成熟了。

1965年，在周恩来总理批复下，卫星任务重启，新代号是“651”。无数专家、学者、工人、军人为了这个目标集结了起来。

“1965年我正在下放劳动，接到电话非常激动，马上赶回来。”长征一号火箭设计师韩厚健回忆说，1965年1月到1967年11月是651任务的立项和方案设计阶段，当时他负责一二级液体火箭的研制工作。

陈克明是长征一号第三级固体火箭发动机的研制者。他回忆说，第三级火箭的研制任务是1966年底接到的，比一二级稍晚，却非常重要。“一二级火箭只能送卫星到近地点，达不到第一宇宙速度，要靠第三级火箭加速才能把卫星送入轨道，绕地球正常运行。”

1968年2月，专门负责卫星研制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正式成立。负责卫星研制总体工作的孙家栋“点将”18人，组建总体设计部，戚发轫即为其中之一。

“中央提出四大要求：上得去，抓得住，听得着，看得见。上得去是火箭研究院任务，后面三个我们负责。”戚发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说，他此前做过东风二号，东风二号曾在天上出事故掉下来，就是因为技术没吃透，也没做地面实验。于是他们在东方红一号中吸取教训，设计18项地面实验，以保证上天可靠。

天上有了中国星

第一颗中国卫星的缔造者们，克服了人们难以想象的各种困难。

宋庆元需要把人脑当成电脑使。

当时，她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二分院（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前身）工作，承担了卫星轨道计算和运载火箭弹道计算的艰巨任务。她回忆说：“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计算机还是电子管，不是现在的半导体，只能用计算机语言手工编程。计算机内存小，速度慢，经常跳闸。一条弹道一次算不完，要分成4部分计算，中间结果存到磁带上，四五个小时才能算完。”而像这种连现在的计算器都比不上的计算机，当年却是我国三台大型计算机中最好的一台。宋庆元每天加班到凌晨两三点，经常一天忙得只吃一顿饭，持续半年多才完成任务。

陈克明死活找不到能给固体发动机做壳体的厂家。

这位航天科工集团第六研究院的82岁退休老专家，谈起数十年前的这件往事时依然一脸焦灼。当时他在华北、东北和华东地区，踏遍十几个省市，始终没找到一家能独立加工燃烧室壳体的厂家。“设计方案对第三级火箭要求特别高，要求装药重量超过88％，结构重量只能占12％，还要能高空工作，能旋转工作。”陈克明说，这要求发动机壳体既轻便又牢靠。他们最开始做的是玻璃钢壳体，因为强度低失败了，又改用特种钢壳体。没有任何厂家能单独完成，就把任务分散，找了好几家厂全国大协作，有的负责焊接，有的制造锻件，有的做热处理……终于按时完成任务。

做卫星的工人们用湿毛巾当防毒口罩用。

“东方红一号”卫星诞生在北京中关村地区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529厂里。给卫星的铝合金外壳蒙皮表面进行光亮阳极氧化处理时正值寒冬，由于厂房内不具备生产条件，工人们在冰天雪地里搭起木棚，在里面挖了两个大坑，上面支起三个大铅槽，槽中放入硝酸溶液，下面用木柴烧。为了防止风沙弄脏电解液，就在木棚上盖几片石棉瓦。没有防毒口罩，就用湿毛巾捂住鼻子做试验，实在憋不住了，就跑到棚子外面吸几口新鲜空气，又跑回棚里继续干。经过两个多月的苦战，终于攻克了难关，使蒙皮表面的辐射率和吸收率达到了规定的技术要求……

经过无数中华儿女日夜奋战的努力，检验成果的时候到了。

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以钱学森为首任院长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制的“东方红一号”卫星，由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研制的“长征一号”火箭成功发射升空。

从一颗星到百颗星

这颗卫星因在太空演奏《东方红》乐曲并通过电波传送回这段音乐而得名，它上天后，因为末级火箭“观测裙”的特殊设计，曾达到2-3等星的亮度，肉眼直接可见。中国对“东方红一号”卫星飞经各国首都上空的时间进行了预报，以便各国观测，在当时引起许多国家的强烈反响。卫星设计寿命20天，实际工作28天才与地面失去联系。46年后的今天，亮度相当于6等星的“东方红一号”，仍然飞行在轨道上，能被我们从地面上观测到。

我国是继苏联、美国、法国、日本之后，世界上第五个用自制火箭将国产卫星投射太空的国家。“东方红一号”不仅全部达到设计要求，而且质量达到173千克，比前4个国家首颗卫星的质量总和还要多出近30千克。

一星破晓，光耀五洲！

数十年前，那些勒紧裤腰带也要实现航天梦的中国人，土办法、零基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地将中国送入“太空俱乐部”行列。

数十年来，那些为第一颗中国卫星奋斗过的机构和个人，与中国的航天事业共同进步，发展壮大。

戚发轫后来成为神舟五号飞船总设计师，参与完成了中国首次载人航天的梦想。

负责“东方红一号”卫星整星包装的航天科技集团五院529厂，从一家生产老虎钳的仪器厂，成长为国内宇航制造领域的龙头企业。

给“东方红一号”卫星研制乐音盒的航天五院502所、赶制观测裙的航天五院508所，现在分别成长为卫星控制系统和遥感技术领域的佼佼者。

当年的航天五院，也就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为一颗卫星竭尽全力；当年的航天一院，也就是中国火箭技术研究院，为一枚火箭殚精竭虑。如今，中国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从长征一号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至今，已经进行了第226次飞行。中国正在使用的包括各类卫星在内的在轨航天器，已达到近150颗。

百星在天，熠熠生辉！

从一星破晓，到百星争辉，中国航天人新老更替、换了几代，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勇于攻坚、开拓创新的航天精神却一直未变，一代代传承了下来。

在“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后，当时的国防科委曾组织一个各条战线参与研制和发射卫星的17人代表团，去天安门城楼参加当年的“五一”庆祝活动。本文采访过的宋庆元、戚发轫、韩厚健、陈克明都在代表团中，受到毛主席接见。

“毛主席讲，天上有2000颗卫星，我们才是两千分之一，放一个卫星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没有骄傲，现在放到第226次。”忆往昔，看今朝，韩厚健感慨地说，“中国航天人越干越好，中国正在从航天大国向航天强国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