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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年会]专家学者共商新型城镇化良策

发布时间:2013-12-30 07:32:42来源:SRC-13

图为:陈君文

  图为:董恒宇

 图为:洪亚雄

  湖北日报讯记者彭一苇 严运涛

  新型城镇化蓄势待发,如何选择城镇化道路?成为摆在很多城市面前的一道难题。

  昨日,2013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年会在汉落幕。在昨日的年会交流中,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君文、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董恒宇、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斌及众多专家学者共聚一堂,继续为新型城镇化建设出谋划策。

  城市要有产业也要有文化

  新型城镇化,产业是支撑。“光靠房地产开发,城市不可能发展。”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管理》编辑部副主任宋承敏说。“中小城市为数众多,并不一定都要搞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等投入大、周期长的新兴产业。”宋承敏指出,做不了新兴产业,可以做新兴产业的“助手”,就像富士康给苹果做“助手”,做得就很好。战略性新兴产业搞不了,可以发展战术性新兴产业,比如文化旅游、养老健康产业等。

  除了产业,城市文化也是城镇化的重要内涵。“中国城市有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没有重视文化,破坏历史,缺乏个性,导致千城一面、千镇一面。”中国社科院城环所副所长魏后凯说。

  文化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到底有多重要呢?贵州省社科院研究员张美涛调查发现,人们选择要居住的城市,不仅与工资收入相关,城市文化也具有重要作用。问卷调查显示,60%以上的人认为,城市文化对自己选择居住地起参考性作用,约30%的人认为具有决定性作用。从年龄层来看,年龄越大,对城市文化会越重视。“应该充分挖掘城市文化因素,把文化引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各领域。而不是一说城市文化,就是搞文化创意产业、搞几个园区,文化、产业和城市建设没有统一起来,城市还是没有个性和特色。”魏后凯表示。

  城市要以水为源以人为本

  当前,推进新型城镇化,政府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

  陈君文曾担任过株洲市长、市委书记。他表示,发展城市经济,要明晰城市定位、彰显城市个性、发展城市产业,提高城市品质,城市一定要以水为源、以人为本,要是生产空间集聚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明水秀,企业家才会来投资,专家学者才留得住。“推进新型城镇化,难点在农村,重点在乡镇,出路在统筹。如何推进统筹,我们主要抓了规划一体化和设施一体化。”黄石市市长杨晓波说,在规划体系上,黄石规划了“四个一”城镇体系。在划定中心城区时,没有以行政单位为依据,而是以产业布局与经济为依据,比如铁山区就没有进入中心城区,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荆门市副市长蒋星华则认为,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的核心,是要推进城乡互化,在改造提升农村的同时,也要用农村的生态文明来陶冶、提升城市。为此,荆门市大力推进碧水工程、蓝天工程、绿色工程、洁净工程和节能减排工程,成为湖北省唯一入选的国家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

  城乡土地流转不能剥削农村

  “好的土地流转,可使农民生活前进30年。不良的土地流转,会剥夺农民的未来。”中国人民大学城市规划与管理系主任叶裕民表示,城乡土地流转是城镇化的核心问题,必须建立一个以人为本的增减用地挂钩的考核机制和办法。

  叶裕民研究发现,有些地方在城乡土地流转中,政府操刀拿走土地开发的所有利润,只是象征性地给农民几万元的住房补偿。但农民大都是在新世纪的10多年间用尽积蓄盖的新房子,一旦房子被拆,几万元的补偿根本不够再盖新房,只得大量借债成为“房奴”。“不良的城乡土地流转,是对农村最为深刻的剥削,造成农村凋敝。”

  为什么会出现不良土地流转?叶裕民认为,最直接的原因是考核指标只有两个:耕地不减少,建设用地不增加。“对地方政府而言,只要这两个指标达到就行了。老百姓过得怎么样,没有人考核。”

  “归还农村的财产支配权利,赋予农村自我增长、自我创新的能力,‘还权赋能’才能实现农民现代化。”叶裕民建议,国家宏观层面要强化国家未来城镇化规划,出台城乡建设用地流转基本的规范和以人为本的考核指标体系。地方政府在操作中要抓住六大关键环节:确权颁证、建立基层民主机制、建立区域性农村产权市场、公共服务城乡均等、就业培训并统一社会保障、先搬后拆。

  “城镇化浪潮已经到来,就看我们何去何从了。”叶裕民说。

图为:邱爱军

图为:宋承敏

 观点集萃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 魏后凯

  研究结果表明,到2030年,中国将新增城镇人口2.4亿。当前,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型城市已经超出承载能力,中小城市和城镇吸纳人口比例要进一步提高。目前国内严格控制建制镇的设立,这不利于城镇化,应该尽快放开,同时推动“镇改市”。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管理》编辑部副主任 宋承敏

  前几年讲“智慧城市”时,不少人以为是开玩笑。台北市的信息化搞得很好,小孩一生下来,什么时候打疫苗,妈妈忘了不要紧,有人会通知你。什么时候搬家,什么时候上学,信息全部共享。朝着智慧城市这个方向发展,城镇化就很美妙。

图为:梁本凡

图为:杨晓波

 黄石市市长 杨晓波

  文化是城市灵魂的底色,是支撑城市发展的精神支柱,也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势能和张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如果只讲规模、重物质,而去历史、去文化,城市就会千城一面。矿冶文化、百年华新水泥厂遗址、铜绿山古铜矿遗址、龙舟会、农村传统古村落,等等,是黄石的文化名片。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范如国

  荆州的6个县市、荆门的2个县市,以及潜江、仙桃、天门、汉川、当阳,应该在经济上更加紧密地连接起来,打造江汉平原“牛肚子”城市集群,并重点突出“双荆”发展战略,使其成为带动江汉平原城市群发展的“双子座”中心城市。

  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董恒宇

  因人而异、因地而宜、顺其自然,是城镇化发展最高的哲学理念。一个成功的城市,不仅仅是绿色,更多的是人性化。我们搞城市建设,要有高屋建瓴,要有自己的色彩,这应该是新型城镇化的基本战略选择。

图为:蒋星华

 图为:柏连阳

 图为:叶裕民

图为:张锋

   图为:张美涛

图为:出席年会的代表阅读本报报道。(本版摄影记者张鸿)

  江苏省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 张锋

  城市是一个巨系统,城市化是一个经济社会自然发展的过程,必须有系统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城市化。然而,城市学和城市经济学各成一派,没有形成完整体系,间接影响了城市的规划、建设、保护、管理和经营。

  中国人民大学城市规划管理系主任 叶裕民

  城镇化项目实施的主体不同,会有不同结果。市场做主体,价格由市场确定,土地等要素按市场供需流动,其回报通常能够补偿新农村建设成本。政府做主体,可能减少市场运作中的部分利润,这是老百姓补偿不足甚至亏损的原因之一。

  贵州省社科院研究员 张美涛

  对于欠发达地区的城市来说,想吸引高层次“知识工人”,除了提高工资收入,还应营造良好的科研环境和公共服务,包括科研单位内部较好的合作竞争机制、子女教育、医疗保障等。以“高收入吸引人,以事业留人”是解决城市人才匮乏的根本之策。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 梁本凡

  2006年后我国工业化率下降趋势明显,而城镇化率持续上升。2013-2050年,城镇化将逐步取代工业化,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驱动力。

  (记者林建伟 张茜 刘天纵 汪训前 整理)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 邱爱军:

  小城镇发展不一定工业先导

  “截至去年,我国有600多个城市、19881个小城镇,在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中,关注小城镇的发展尤为重要。”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邱爱军表示。

  数据显示,全国工业从业人员超过5000人的小城镇有3563个,占小城镇总数的18%。邱爱军分析,这说明有一小部分小城镇发展非常快,但并非所有小城镇都适合以发展工业为主,有些定位应该是农村的公共服务中心,而不是次区域的增长极。

  但是,在中国现行税收体制下,工业是地方税收的主要来源。同时,大多数城镇的服务业还处于生活型服务业为主的阶段,对税收的贡献相对较小,具有“富民不富财政”的特征。受GDP导向的政绩考核制度影响,城镇政府普遍重视工业增长,着力招商引资,而不重视服务业发展,需要引起重视。

  邱爱军表示,对于小城镇的发展,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口规模,不同的区位,不同的行政等级、地理特征和产业,都要考虑到,一定要实行差别化的政策,才能使他们得到较好的发展。(记者张茜)

  湖南省农科院党委书记 柏连阳:

  尊重自然严控农村污染

  “农村环境污染,生态退化,问题不容回避。”湖南省农科院党委书记柏连阳列举出一组数据令人深思:去年中国氮肥用量占世界的27%,每公顷耕地氮肥用量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05倍;磷肥用量占世界的26%,每公顷耕地磷肥用量高出世界平均水平1.86倍。

  此外,一些地区每年农药使用可达30多次,每公顷用量高达300公斤,其中不少还是低效、高毒和水溶性农药。有些地方焚烧农作物秸秆,烟尘废气形成雾霾。畜禽养殖业也造成污染,去年全国猪、牛、羊及家禽粪便产生量约31.9亿吨。

  污染的原因,柏连阳分析主要有两点:一是缺少引导,缺乏优惠政策和研发资金;二是尚未建立起配套的科学技术支撑体系和推广体系。“构建农村生态文明,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撑和推动。”柏连阳认为,要加快构建产学研相结合的区域创新体系,依靠科技创新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依靠科技创新实现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不断增强科技创新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驱动力。“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柏连阳说,研发高效低毒的新型生物农药,推广有机生物控草技术,推广农业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与肥料化利用技术,都能达到清洁生产、改良土壤、改善环境的目的,从而从根本上治理农村污染。(记者汪训前)

  不能只盯财政收入,还要看城市资产,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君文为武汉叫屈——

  城市负债压力不该被夸大

  记者严运涛

  不久前,武汉被一些媒体冠以“中国负债最高的城市”。理由是有统计资料显示,2011年末,武汉市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964.47亿元,相比较武汉本级政府综合财力1058.22亿元,债务率达185.64%,已超过美国债务率最高警戒线1.5倍。“武汉城市负债压力被炒作夸大。”昨日,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君文为武汉叫屈:城市负债不能简单地跟财政收入对比,还要看城市有多少优良资产。

  曾任湖南株洲市委书记的陈君文,与武汉接触颇多。在他看来,近年来武汉在城市基础设施投入上“开天辟地”,老百姓受益,城市面貌变化大,让人肃然起敬。拿地方债务跟财政收入对比,据此得出城市负债不堪重负的结论,“这不是实事求是的判断。”

  陈君文认为,基础设施投入的资金来源不只是财政收入,还有银行和社会资本的投入,地方债务不是简单地等同于政府财政负债。此外,投资形成了资产,很多还是能够带来长远经济收益的优良资产,政府完全可以通过盘活资产来化解债务压力。“没有哪个城市的发展是单靠财政投资发展起来的。”陈君文说,城市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是市场,在财政投入之外,政府要善于经营城市,明晰城市拥有的各种资源,“城市的市长要把自己当做厂长、总经理,善于盘活城市资产,变成投入来加快城市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