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讯 华中科技大学张培刚发展研究院院长、经济学教授 张建华
编者按
实践观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讨论走向深入之时，我们将推出系列学术人物讲述，呈现其学术历程中的实践本色与治学精神。可以说，这种讲述本身就是对实践观讨论的参与，是对实践观的生动说明。
人物名片
张培刚，湖北红安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华中科技大学终身成就奖”教授，2011年11月23日逝世，享年98岁。
今年是张培刚先生100周年诞辰。他少年成名，在85岁高龄成为当时中国最年长的博士生导师，先生一生的学术志趣与学术经历，从来都与中国的现实密切关联。
在国内农村进行艰苦调研
先生之所以被称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是因为他在哈佛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这篇获哈佛大学1946—1947年度经济学专业最佳论文奖和“大卫·威尔士奖金”的论文，是第一本试图从历史上和理论上比较系统地探讨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的学术专著。其理论成为后来西方兴起并蓬勃发展的新兴学科“发展经济学”的主题内容，奠定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农业国工业化）的理论基础，其中将粮食运输成本与交易费用分开，并将交易费用与组织、与规则联系起来的论断，比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西方学者要早提出很多年。
人们惊叹先生的学术辉煌，但他早年在国内农村进行的艰苦调研，并不为人所熟知。1934年6月从武汉大学毕业后，先生按预约选送进入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该所由著名社会学家陶孟和领导，十分重视社会调查，反对泛泛空论。先生在该所工作达6年之久，足迹遍及河北、浙江、广西、湖北等地的乡镇和农村，了解民情，掌握第一手资料，先后写成《清苑的农家经济》、《广西粮食问题》、《浙江省粮食之运销》等书，相继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还完成了《中国粮食经济》（手稿）。
正是通过数年持续对中国农家经济和粮食问题的系统调查研究，许多固化的认知被打破。例如，第一，所谓“南人食米，北人食麦”的说法，过于笼统。实际上，南方人中小贫困家庭，食用杂粮比重很高；北方贫困人中除少量小麦外，食用杂粮比重也很高。第二，不能因为有些年份米粮进口甚多，就认为当时我国粮食不能自给。我国二三十年代沿海地区大量进口洋米，主要原因是海关主管权在洋人手中，再加上国内交通不便、沿途关卡重重，运费等交易费过高；第三，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市场，无论是农民的买方市场还是卖方市场，都不存在完全竞争。第四，当时农民每年的辛勤劳动所得，一般抵不上缴纳地租和政府税赋的负担数。这一系列调查研究，为后来创立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
坚持到乡村、工厂走访，每年寒暑假结束后，还要专门听取青年教师和学生的调查座谈，这样的调研传统一直保持到先生95岁高龄，因听力不佳才无奈放弃。
必须考虑大众的基本利益
先生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亲身体会到农业劳动的艰辛、农民生活的困苦。他提出的“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开放式地借鉴人类文明的成果，探索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如何转变为工业强国的可行途径”，实际是先生一生事业探索的写照。
25年前我有幸成为先生的入室弟子，当他了解到我也出身农民家庭、而且从计算机专业本科毕业后转向经济学研究生，曾鼓励我说，“你的选择是对的。中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大国，要富强起来，应从发展农业经济入手，这也是我当年下定决心攻读经济学科的原因。”
先生常常说，经济学是一门致用之学，研究经济必须考虑人民大众的基本利益，也必须建立在充分的调查基础上。记得20年前，先生提出武汉的小康标准：不一定是人均收入1000美元，而应该是普通老百姓家庭在冬天用得起暖气、夏天不愁冷气。
先生曾给我们来自农村的学生出了一道题：“如何从牛的牙齿判断牛的年龄？”结果没有一个人答得出来。然后先生给我们仔细讲解了“四牙”、“六牙”、“齐口”与牛的年龄的关系，并强调观察调查的重要性。
要在国际上争得一席之地
1988年我第一次参加先生主持的研讨会，他提出的题目就是“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从当时西方介绍过来的一些文献看，国际经济学界对于发展经济学总体看法是在兴盛之后已经“开始走下坡路”、进入“收益递减阶段”，甚至有个别西方学者提出“发展经济学的死亡，可能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面对西方发展经济学由兴盛到巨衰的转变，先生认为，二战后西方发展经济学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时代赋予的发展要求尚有很大差距，因此，发展经济学不应该消亡，而应该从研究范围内容和研究方法加以改造和革新，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新型发展经济学”，得到学术界的强烈反响。1992年10月，就在中国共产党十四大召开的前夕，《新发展经济学》正式面世。这是一部运用历史的综合的分析方法，首次试图建立发展中国家自己的发展经济学的著作，为我国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改革开放提供了理论依据。
将近半个世纪之后，先生年届八旬，以老牛奋蹄精神在学术征途上作第二次探索，建构了新发展经济学，结束了由西方经济学家垄断发展经济学的局面。他反复强调，“我们作为中国人，不仅要在经济上争气，早日摆脱贫困，做到真正振兴和发达，而且在学术上也要争气，早日摆脱落后，做到真正独立和繁荣。要为中国的社会科学在国际上争得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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