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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春运60年三代人的回家路:从走亲戚到闯天下(图)
发布时间:2014-02-24 06:50:19来源:荆楚网进入电子报

 图为:挑着行囊,片刻驻足。是出发,还是归来?(本报视界网吴宏亮摄于宜昌东站)

  湖北日报讯 【编者按】

  2014年春运今天结束。

  40天的春运,一头连着家乡的年味,一头连着异乡的打拼。每年此时,大江南北,随处都是迁徙的人群,总人次相当于全世界约1/3的人口数。

  春运,因而被称为人类规模最大的周期性大迁徙。

  回望历史。1951年,我国成立“春节还乡旅客服务委员会”;1953年,“春节客运”的字眼首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同年9月,铁道部第一次明确春运期限为春节前后一个月。但从有全路性统计数字可查的角度看,专家们一致认同,铁路春运是从1954年开始的。这一年,全国春运客流为73万人次,我省也首次在汉口地区成立了春节运输办公室。

  时至今日,春运已有整整60年。

  这60年来,无数中国人为梦想离开家,又因思念回家团聚。时代变迁的大背景下,春运的故事徐徐展开,记录下新中国发展的历程。

  图为:1954年冬天,大型火车渡轮行驶在武汉江面。在武汉长江大桥建成前,它是连接京汉、粤汉两条铁路的活动桥梁。(本报资料图片)

  上世纪50-70年代

  春运是走亲戚,箩筐紧挨箩筐

  1954年,中国春运元年,21岁的胡伟民往返于郑州到武汉的火车上。

  那时,他是郑州国棉三厂的技工,每年春节才能回到汉正街的家。“火车票贵,我记得当时月工资只有二三十块钱,一张火车票就得十六七块钱,坐火车可是个奢侈的事啊。还慢得很,回家一次得一天半加一夜。那时候没有什么春运的概念,人也不算多。”

  对于青工胡伟民,能坐软卧,和找个漂亮姑娘,并列为当时的奋斗目标——这意味着他必须达到技工17级才行。“那时候,坐软卧是需要级别的,而且还得有批条。”

  到了上世纪60年代初,迅速发展的工业城市黄石需要大量人才。已经娶妻生子的胡伟民,迫不及待地要求调到黄石,虽然这对“坐软卧”这个目标有影响,但只要离家更近些就好。

  这一调,胡伟民体会到了什么叫春运。“没想到,过年的时候短途火车会那么挤。当时火车条件差,挤得无处下脚。打年货的、走亲戚的,车里是人挤人、箩筐挨箩筐。腊鱼腊肉啊,米面油啊,布料被面啊,箩筐里什么都有,再加上鸡鸭鹅一起凑热闹,又吵又乱。闷罐车没座位,有的人就垫点草席地而坐,绿皮车稍好点,起码有座位。”胡伟民提着东西,抱着孩子,护着妻子,5个小时的回家路,不知多狼狈,有时候连厕所都不敢上。

  1965年,已经是工程师的胡伟民,依然想调回武汉。

  他的两个儿子,从小就跟着他往返于武汉和黄石之间。“特别是小儿子,因为是奶奶带大,每年寒暑假一定要回武汉和爷爷奶奶过。他从7岁开始,就一个人坐火车两边跑。我觉得既亏欠老人,也亏欠孩子,当时真想能调回武汉!”说起这一段,已经80多岁的老爷子眼泛泪光。

  一直到退休,胡伟民都没能调回武汉。

  【背景】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物资稀缺,人口流动小。虽是绿皮车、闷罐车,条件差、速度慢,但对大多数人来说,火车票仍是奢侈品。1957年新华社消息,当年春节客运总人数约3100万人。

  在湖北,春运主要体现在省内短途。

  1992年,列车上还没有空调。 (本报资料图片)

  上世纪80-90年代

  春运是闯天下,再远也要回家

  1989年,春节刚过完,孝昌县花园镇16岁的少年黄鑫,决定跟着舅舅出门打工。临走前,妈妈亲手在他的贴身内衣里缝了几个口袋,用手绢把家里的大部分钱包好,塞进了这些口袋藏好。

  一头挑着衣服被褥,一头挑着腊肉、干辣椒、锅盔等食物,黄鑫用一根扁担挑着全部家当出发了。

  一到火车站,他就吓傻了:他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人。

  黄鑫不知道,此时,距社会学家张雨林首次提出“农民工”这个词汇已有5年,无数像他一样的人,从家乡奔向全国各地,希望能够发家致富。乘火车早已从奢侈品变成了大众的出行方式,农民工成为了春运的主力军。虽然运力有所增加,但还是让那几年成为史上最挤的春运。“到了站台,舅舅把我的扁担一拿,边使劲把我往上推,边说‘快上气恰个位子’(快上去占个座位)。我个子小,一下就挤上了火车,在人群中钻了半天,好不容易抢到了个位置。”20多年过去,黄鑫依然记得当年的情形,“我看有人从窗户上爬进来,就赶紧伸出身子喊我舅舅,他把行李从窗户塞进来,接着自己也爬进来了,据说还是有好心人帮忙托了一下屁股才进来的。大冬天的,人人都挤得汗直流,车厢里到处都是人,下不去脚,连厕所里都挤了十几个人。”

  从孝感到武汉,从武汉到广州,又从广州回武汉。在后来十多年的日子里,几乎每年春运,黄鑫都在火车上颠簸。站过30多个小时,睡过行李架和座位下面,蹲过洗漱间和厕所。

  和黄鑫一样,不论多苦多累多难,回家,是所有在外的人春节时的信仰。“整个车厢里臭气难闻,打开车厢门的时候,会觉得一股腥臭的热浪扑面而来。不过时间久了,也闻不出来了。有时候还会往下赶人,听列车员说是因为人多压死了弹簧,火车不能跑。我有经验,开车前紧紧抱着行李,不然列车员把你的行李扔下去了,你就只好下车坐下一趟。不过这还算幸运的,买不到火车票更遭罪。”在拥挤的火车上,黄鑫暗暗发誓,一定要发达,再不受这样的罪。

  黄鑫后来的确再也没有遭过这样的罪了。一是他的确发达了,成为了资产几千万的建材商人。同时,火车的速度也越来越快,条件越来越好。买不到火车票的时候,他就坐飞机。

  有一年,他在软席包厢里,同包厢的一位老教授说,过去,有身份的人才能坐软卧,还需要批条,因此软卧刚对所有人开放时,还引发了社会的讨论。“像你这样的人,那会儿可是有钱也坐不成的”,教授一句玩笑,让黄鑫百感交集:“这些年的变化,何止是火车多了、条件好了、速度快了,更重要的是,社会更开放包容了。”

  【背景】改革开放,让沿海地区需要大量工人,“农民工”一词出现了,“春运”也变成了一个固定词汇。运力不足,超员严重……春运开始变成一年一度的全国性问题,特别是90年代,出现了史上最拥挤的春运时期。

  1983年《人民日报》消息,当年春运客流达1.24亿人次。春运也由地方协作上升到“全国性的铁路、道路、水路、航空分工协作”。1989年,《人民日报》称当年“春运预计输送旅客8亿人次”。到1993年,就突破了10亿人次。

春运已经进入“高铁时代”。(记者 杨平 摄)

  2000年以后

  春运是高速穿行,只是买票还有些难

  今年春运,在西南政法大学念书的武汉姑娘李甜,往返于重庆、上海和武汉间的铁轨上。

  李甜是如今春运大军中独特的一族,人称“巡考族”。所谓“巡考”,就是在毕业时,在全国到处参加考试,或是考公务员,或是公司面试。她要参加国家、四川、上海的公务员考试,以及重庆选调生考试。“能不能巡考,‘秒票’(通过网络抢火车票)是关键。”李甜因为每年都要往返重庆和武汉数次,对买火车票最有心得。

  春运期间,李甜边复习边盯在网上“秒票”,幸运地买到了所有的票。在许多人求一票只为回家团聚时,她“秒票”却是为了奔向远方。

  但从上海回武汉,她只买到了普通快车的硬座。“高铁只要五个小时就到了,这趟普快要开15个小时。但不管怎样,还是很走运的。”她说。

  那天下午5点30上车后,李甜和农民工、白领等各式各样的人挤在一起,但毕竟有座位。无聊了看看ipad上的电影、上上网,饿了去餐车吃饭,再跟隔壁的人聊聊天,困了就打个盹。“15个小时的车程,很困,空气不怎么好,其余都还行啦。”

  第二天早上9点,李甜的爸爸接站时,看到满脸倦容的女儿,心疼地唠叨:“叫你不听话!”他打心里不赞成女儿的折腾。这位8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当年吃尽了春运回家的苦,颇费周折才回到武汉工作,以便照顾父母。他希望女儿过年乖乖呆在家,更希望女儿踏踏实实在武汉找一份工作。“地球都是一个村了,这算什么啊!何况,就算去了外地,也没多远啊。平时,坐高铁几个小时就到了嘛。”在李甜看来,坐火车,意味着几个小时就能到达大部分城市,春运,不过是票难买一点……

  【背景】社会发展得越来越快,铁路建设跨越式发展,经过7次大提速,进入了高铁时代。老百姓有钱了,春运的方式更多样,自驾、长途客车、飞机……各种方式都有。但春运依然是全国大难题,火车票还是难买。

  不过,春运的“痛苦指数”明显下降,春运中的人群也越来越多样化。

  图为:武昌火车站月台上,刚下车的乘客。(本报视界网 徐衍 摄)

春运期间的武昌火车站候车大厅。这中间,曾经有你有我。 (记者 柯皓 摄)

  今年春运七大变化

  1、12306电话全盘服务,不需要旅客与每个车站单独对接。

  2、12306网站升级,新增动态刷新、自动提交等服务。

  3、手机购票客户端上线试运行。

  4、自动取票机可取学生票。

  5、务工人员团购车票,门槛降为5人。

  6、临客车票预售提前到23天。

  7、普通空调车也安装了电源插座。

  【链接】

  60年,铁路上的变迁

  60年沧海桑田。以铁路为样本,1954年至今,我省春运发生了巨大变化。

  60年,从北上北京,到“米”字形放射线,由武汉出发,坐火车能去的地方越来越多,越来越远。

  1955年开始,武汉到大冶的铁路投建,1957年修通并延长至黄石。同年,武汉长江大桥建成,火车不再需要坐轮渡了。大桥将原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连接,成为京广铁路。接着,汉南至丹江口、襄樊至四川、武汉至九江、武汉至九龙等铁路逐步建成,直至今日,京广高铁、沪汉蓉快速客运通道和沿江铁路等在武汉汇集,九省通衢,成为集铁路、水运、公路、航空于一体的全国交通大枢纽。

  60年,从“K字头”到“G字头”,火车编号记录着一次次的大提速。

  新中国成立后,客车列车从“绿皮车”到“红皮车”、“蓝皮车”、“白皮车”,直到高速动车组,速度越来越快,乘坐越来越舒适。由每小时50公里左右,逐步达到每小时140-160公里,高铁更是开出了每小时300公里的速度,车速是最初的6倍。武汉铁路局管内的客车数量也从1951年的183辆,升至现在的1955辆。

  从数字编号到“K字头”“Z字头”,再到“D字头”“G字头”“C字头”,铁路不断提速,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推动经济不断提速。

  60年,旅客增长惊人,40天客流已超过当年全年。

  1954年,武汉铁路局全年发送旅客997万人,2000年全年发送3468万人。而去年春运短短40天,就发送旅客1690万人,相当于60年前全年发送量的1.7倍,2000年全年发送量的一半。春运客流,是城市化进程的产物,也是社会发展的晴雨表。

  60年,坐火车的人也在变。

  上世纪50年代,人们乡土观念浓厚,经济欠发达,我省春运以短途探亲为主。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下,学生回家、知青回城、农田水利建设民工返乡等,构成了这一年的春运主要客流。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国家经济体制发生重大变化,广东等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吸引大量劳动力,“农民工”成为春运主客流。“近一年多,一支由青年农民组成的20万人劳动大军进入了广州市。农民工进城,解除了建筑、纺织等劳动强度大的行业招工不足的燃眉之急。”1987年1月18日,《经济参考》报道如是说。

  时至今日,春运仍然拥挤,但乘客的构成及流向正趋于多元化。同时,高铁和动车的运行、网上订票的普及,让乘车难大为缓解。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我们期盼,春运也能成为一场“想走就走”的旅行。

  本版采写:记者 陈熹 通讯员 孟立 李刚方杰 次少杰 付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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