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如何盐业专营

　　本文原载于2014年03月25日中国新闻周刊网

　　私盐，即相对官盐而言，违反官府禁令私自生产贩售的食盐称为私盐。中国私盐产生的历史可追溯至西汉时期，自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实行食盐官卖，严禁私煮之后，"盐始有官、私之分"。原本汉初盐业开放民营，富商大贾和地方诸侯因此而财累万金，甚至威胁到了中央政权。武帝时征战频繁，国库窘迫，富商们却不愿"佐国家之急"，汉武帝因此下令将盐铁经营完全收归官府，实行专卖，由官府直接组织食盐生产、运输和销售，禁止私人经营。

　　西汉之后，食盐管制时兴时废，甚至隋唐初期有128年是完全放任盐业，且免除食盐征税。但安史之乱后，政府财政陷入困境，盐业专卖又重新开始实行，垄断而产生的盐利收入也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支柱，此后历朝历代都因此而加强盐业管制。自中唐起，盐利所得已居全国赋税之半，北宋时期，盐利占全国赋税的三分之二，到了元朝，"国家经费，盐利居十之八，而两淮盐独当天下之半"。直至明清时期，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其半取给于盐"。民国初年，袁世凯甚至还以盐税收入为抵押，向列强借款。

　　食盐专卖的弊端之一便是官盐不仅估价高，而且质量低劣。如北宋仁宗时，大臣上奏称官盐运输过程中被杂以泥砂、硝石，味道苦恶不可食，而其时刘太后回应"御膳亦多土，不可食。"可见当时连御用食盐质量都如此不堪，却仍然要价昂贵，"利有至十倍者"。同官盐相比，私盐则物美价廉，如从岭南贩至江西的私盐"纯白不杂，而卖钱二十"，民众更欢迎此类私盐，造成官盐滞销，于是官府便以政令强卖于民，《宋史o食货志o盐上》记"盐价既增，民不肯买，乃课民买官盐，随贫富作业为多少之差。"

　　唐宋起，为保证官卖收入，食盐流通被政府严格控制，严格划分销盐区域，实行销界政策，不同产区的盐限制在某一区域销售，不得逾越。如广南盐不能销于与之临近的虔州一带，因其是来自远处的淮盐销区。这种人为规定，使得交通不便偏远落后地区的民众难得食盐。宋神宗时成都府路禁止较近的东川盐进本地，组织人力去很远的解州搬运解盐，又因山路险阻而不得，民众苦无盐食。官盐短缺让边远地区的私盐运贩更加泛滥，福建西部的上四州地区，"地险山僻，民以私贩(盐)为业者，十率五、六"，即当地有五六成居民常年以贩卖私盐为生。江西、两广一带也有类似情形，甚至有整个村落的人都外出贩私。

　　从唐中期划定销售区域开始，有度支使奏称对越界私盐者处以死刑。贞元时规定犯私盐一石以上者杖脊二寸，大和四年改为二石以上者处死。五代十国期间因时事动荡，对盐业专营更加重视，刑罚也更残酷，如后汉时全面禁止私产、私卖、私买，违者"虽丝豪滴，尽处死刑"，即一斤一两也要处死，堪称中国盐禁最严酷时期。至明清时期，《户律》规定"犯私盐者，不论多少，杖一百，徒三年"，另外还规定"有军器者"、"拒捕者"等加重情节。

　　唐中期起盐业专营至盐价飞涨，私盐贩为了对抗官府的缉捕，开始组织武装自卫，甚至发展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如唐末起义者多为私盐贩，着名的农民起义军首领黄巢、王仙芝都以贩卖私盐而积蓄力量，黄巢甚至一度带领起义军攻入长安。而五代十国的开国者也多是贩盐起家者，如前蜀开国君主王建、吴越王钱缪等。元末揭竿而起的张士诚和方国珍等农民起义领袖也都是盐枭出身。

　　清朝的《律例》针对贫民为生计所迫贩卖私盐的情况有特别规定，"若贫难军民，将私盐肩挑背负，易米度日者，不必禁捕"，如允许年龄在六十以上，十五以下的老幼，或残疾、妇女等在注册之后，每日赴场买盐四十斤挑卖。但不乏有地方官吏贪图缉私政绩，将此类贫难军民当作贩私查禁，甚至加以刑讯逼供而致人死亡的事件发生。《刑案汇览》中记有嘉庆十四年《巡役逼死买邻盐人驳令拟抵》的成案，案中有孙万忠出门拾粪，顺便在章邱盐店价买官盐三斤四两带回食用，此事本"核与知系越境之盐买食应干杖责者不同，正与贫难军民将私盐肩挑背负易米度日者无异"，但巡役却将之拘获送官讨赏，最后百般刁难致其自尽。